2016-01-19散文 » 散文随笔

《几张脸》

我很早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站在我的角度去聊聊古人——亦或是聊聊我所理解的文化。

但文化又往往是复杂、多面的,我在叙述某一个人时,可能就忽略掉另一个人——而这些人,都是文化的精英。这样的取舍,很难。

因此,我只能任性一次,谈谈那些我为之心动的文人,以我做出的选择,去扣敲历史的大门,打量文化的脸庞。

首先,我想从杜甫开始。

这位与“诗仙”李白齐名的大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自不必说,他一生的经历,堪称一部断代史。

杜甫是苦难的文学大师,体味苦难的生活,写下苦难的诗篇,最后,在中国人心中构建了苦难的文学浮屠。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候,出身名门的他,年少时也是意气风发,是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少年。

然而从安史之乱开始,杜甫走上了一条没有尽头的漂泊旅程。

杜甫在漂泊的路上审视着飘摇欲坠的国家,中国古时的乱世几乎都像是为文人而产生的,命运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改变某个时代,终结一段历史,或者,铸就一副伟岸的身姿。

文化,往往以悲剧为代价。

杜甫在唐朝那些伟大的诗者群体中,像极了一个苦行僧。他承受苦难,用自己人生的无限愁苦去接纳世间的悲惨,转身,哀叹,写下对别人的同情,却忘了自己一样可怜。

佛的涵义,杜甫用尽一生诠释。

在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这样写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一个文人的忧心,良心,亲切朴实。

文学的顶端,往往超越了文学。

杜甫的诗作被称为“诗史”,记录了一个王朝的呼吸脉动,当然也记录了一个伟大文学家的生命历程。杜甫深受儒家学说熏陶,主张“仁政爱民”的他,自然对百姓阶层的生活和官僚的腐败看得真切,写成诗,是现实派,不粉饰,也不担心统治者看过之后气愤的脸色。

真正的文人,绝不向权贵献媚。

可惜的是,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不会拍马屁的下属是怪胎,是异类。中国的民主落后于西方太多,甚至根本不知道何谓民主。这种毫无原则的社会环境中,往往苦了那些有骨气的文人志士,他们的刚直,就成了遭人非议的话头,像杜甫,几经贬谪,历史上屡见不鲜。

自己要做奴才,也不容别人直起身来,这是中国人一直存有的病态心理,可怜又可怕。

安史之乱,杜甫一介书生,又拖着病体,冒着危险前去今天的宝鸡凤翔,投奔刚刚继位的唐肃宗,肃宗见他忠义,赐为“左拾遗”,但不久之后,因为营救房琯,遭到贬黜。文人总是要发发牢骚,写了几首诗,抒发仕途不顺之感,从此在肃宗心里彻底失了位置,又继续开始自己的漂泊。

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唐宋两代,文人大多在家国与个人的命运中挣扎,一面苦苦喘息,一面寻思报国。杜甫的辛酸,也来自这样的环境中,小儿子在乱世饿死,人生个人的情感跌入低谷;欲求报效国家,却终生颠沛。杜甫不似李白,可以挥袖飘飘,潇洒孤傲的背对世俗。李白的心里更多装着自己的人生情怀,但杜甫,他一辈子都想着别人,想着国家的命运,深陷这家国飘零的泥潭,杜甫终究难以支撑。

这位伟大的诗人最后死在一条飘摇的小船上,似乎隐喻着他和那个他一生挚爱的大唐的命运。风雨飘摇的故事里,杜甫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流不完的泪水和沧桑的面容,但这面容真实,这是伟大的苦难,高尚而神圣。

向他致敬。

接下来,说说苏轼。

苏轼是宋词文学家的代表,但我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个可爱的哲学家。

苏轼的哲学命题是人生,他以自己毕生的遭遇实践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命题。他深陷政治的漩涡,成为政党们斗争的牺牲品,几番遭到罢黜却仍旧把人生过的那么潇洒,那么写意,那是真正的乐观,是真正的安然。

苏轼真性情,率真,自然。文人的雅他能雅出极致,诗词书画样样精通;普通人的俗他也俗的真切,亲手烹调的东坡肉成为传世名菜。苏轼,是文学世界中少有的让人觉得亲近的一位文学大家。

热爱生活,热爱文学,崇尚天性。苏轼在最艰难的处境中,亦能悠然从容,这种力量来自苏轼内心深处激昂的生命蕴含,来自他对人生的宏伟审视。

我想,苏轼之所以成为宋词的一大代表,是因为其真实质朴的平民化生活态度让他贴近广大群众,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与中国很多文人一样,苏轼饱受政治的捉弄,从“乌台诗案”的险些丧命开始,苏轼一生都行走在政治的边缘。在朝廷中,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中间派”。一方面,苏轼支持王安石变法革新,这就得罪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另一方面,他又觉得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有些过于激进,这又令王安石厌恶。两面受敌的苏东坡,如履薄冰。

但苏轼的身上奇特的颇具道家风范,也有着佛家的隐忍坚毅,苦难来了,他微微一笑,坦然面对。

被贬黄州,苏轼在短暂的失落过后,仍然以诗人的方式继续生活,甚至,比自己在官场时还要超脱。苏轼热爱生活,亦擅长生活,他可以把苦涩的日子变得浪漫,变得美味。烹制东坡肉,酿蜂蜜酒,做农活。笑对苦难的人,最不简单。

元祐四年,苏轼到杭州做官。和很多善良的文人一样,他勤政,整治水利,疏浚西湖,甚至和百姓一同干活,同吃同住。这一点颇为感人,不像今天很多的领导,文化水平不高,却处处拿着架子。如今社会虽然向前发展,从某些角度来说却在退步,古时道德至上的社会伦理构架和官僚的选拔考核,令今天的我们深思。

宋哲宗时,六十二岁的苏轼遭遇他人生最悲惨的一次政治打击,被发配海南儋州。但这位已是经过无数风浪的老人,再一次高昂着头颅,向苦难发出挑战。他把海南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里开学堂,垦荒地,甚至利用自己的医术为当地百姓治病。可以说,海南的开化,苏轼记一大功,他是海南的教育先驱。到如今,海南还保留有东坡村、东坡桥等等。崇高的灵魂,总被统治者自己推向对立面,推向百姓的心中。

在儋州的谪戍岁月里,苏轼这样说到:“我上可陪玉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拥有这等胸怀的人,真是不凡。

苏轼的世界,是豁达的,他包容一切,甚至于政敌。他的精神高度,我想很难有人超越,他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畴。他追寻生命的完整,历经挫折也绝不轻言放弃;他也追求生命的质量,活的洒脱,活的坦荡。

文章的最后,我想去聊聊嵇康。

嵇康是个异类,才华横溢,但终其一生不愿做官,甚至,对官场显出极度的厌恶。他与和他一起的几位名士号称“竹林七贤”,也都一样的怪异,放浪。

嵇康性情最为懒散,他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平日里和文友们喝喝酒,写写诗,打打铁。嵇康是擅长打铁的,尤其擅长用打铁来冷落官场中人。一次,魏国大臣钟会前来拜访嵇康,嵇康却无视钟会,自顾自打着铁,钟会讨了个没趣,灰溜溜走了。

嵇康后来因为为朋友抱不平而触怒了统治者,结果,当年那位遭遇冷落的钟会落井下石,将嵇康推上了断头台。

嵇康被判了死罪,行刑那天,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要求赦免嵇康。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文化的力量既伟大也渺小,在政治面前,文化是任人践踏的小草,往往只有在毁灭之后,才变得不朽。

统治者容得下杀戮,却不愿宽容文人手中的纸笔。

华夏几千年来的政治哲学,令人难过。

嵇康最终奏响千古名曲《广陵散》,潇洒故去,死时三十九岁。

嵇康的结局,重复上演……

嵇康于法无罪,他只是生活在一个错误的年代。魏晋时期,政局动荡,统治者的斗争往往波及各个阶层,而文人,尤其是嵇康这样的,太显眼。

嵇康鄙夷礼法,身上透出的是道学的超逸自然。文人的不做作,讽刺着统治阶级的虚伪。我行我素,怡然于一隅之地,这是嵇康所愿。

然而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却始终没有读懂过嵇康。山涛曾举荐嵇康做官,这侮辱了嵇康的品性,玷污了嵇康的志向。于是,如今语文课上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诞生了——嵇康与山涛绝交,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其实是与官场彻底的绝交。

有意思的是,在嵇康死后,负责抚养嵇康幼子的人,却是山涛。文人间的友情,绝对纯粹,绝不做作。

那封绝交书,或许名义上写给山涛,实则写给世俗。

历史更替,百转年华。

如今,这些历史上或伟大,或亲切的面容早已褪去,但我们仍旧记得,他们是文化的主人。

中国文人最可敬的地方,是把自身的文学修养上升为一种文化人格,构成这种文化人格的一个基本要素便是宽阔的胸怀和艰辛的生命长度。他们所附着的年代给予了他们特殊的生命长度去体验生命情绪,体验生命的薄厚,最后转换成文字,继续活在后人的口耳相传中。

这些文人身上,都是有些傲骨,他们有时用冷峻的目光审度历史的沧桑,有时又一心纯朴的执拗于自己的生活态度;他们往往处在激流当中,一面矛盾迷茫,一面清醒而义无反顾。理想,会成为他们登上文化顶峰的垫脚石,也会成为他们一生冲不破的桎梏。文化让他们辉煌,青史留名;也让他们被政治彻底抛弃,深深埋葬。

细看这些远去的身影,杜甫、苏轼和嵇康;爱民、豁达和桀骜。他们当中或是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或是戏弄着传统中可憎的肮脏一面。他们是真正的英才,理当如此。

当然,除过他们,还有许多这样的文人,从精神的层面上完成自己的屹立,这些人,都是文化的忠魂。

历史,因他们曲折而精彩。

谢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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